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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与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兼论《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学术价值

(相关资料图)

万建中

原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

摘 要

钟敬文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不仅提出了“民间文艺学”这一学科概念，而且致力于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框定、本体的辨析、方法论的择取，全面阐述了为何建设和如何建设民间文艺学这两个基本问题，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建立民间文艺学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由于该文是钟先生年轻时的作品，发表时间距现在久远，便被贴上不成熟及没有创意的标签；殊不知民间文艺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由这篇宏文构筑起来的。该文有五个组成部分，亦可归之为系统论、本体论、主体论和方法论。“系统的民间文艺学”是全文论述的焦点，所绘制的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图”已臻完备；民间文艺本体的声音还原及民众主体性的张扬，给口头性与集体性注入了充满学术和政治张力的内涵；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为各学科提供了开阔的研究视域，而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则是钟先生力主并践行的方法论范式。“四论”涵盖了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面，奠定了一门崭新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基调，透示出钟先生远大的前瞻性视野和广阔的胸襟。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上，该文堪称纲领性文献，其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应该生发出的影响力是其他任何一篇文章所不可比拟的。

关键词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

学科理论体系；建设

今年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创始人——钟敬文先生诞辰 120周年。在这个时间，关于钟先生学术贡献的讨论变得热烈起来。我们可以从不同维度切入这一话题，而对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是钟先生的突出贡献。学术贡献大者，莫过于创建一门学科。“钟敬文的伟大，在于他发现了民间文艺学，并为之奠定了理论基础，创建了一门学科。”认定钟先生为该学科创始人有着明了的证言。1936年1月，《艺风》第四卷第一期刊登的钟先生的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有这样一段话：“它 （指民间文艺——引者） 的研究的科学化，却还是很新近的事。把这种文化的事象，作为一个对象，而创设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民间文艺学，这在寡闻的我，以前还没有听到过。但是，现在我以为这种科学的建设，是不容许再迟缓了。”经过“五四”歌谣学运动和“到民间去”的田野洗礼，民间文艺研究成果及采风成果相当丰硕，相关概念和范畴的讨论比较深入，建立一门学科的条件已然成熟，“不容许再迟缓”确为实情。民间文艺学的提出委实不是钟先生心血来潮，乃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一种学科的成立，绝不是很偶然的事，也不是任凭一二好事的学者可以随意杜撰的事”。从这篇宏文开始，“民间文艺学”便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名称，并一直沿用至今。

就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历程而言，《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是“一篇石破天惊的理论檄文”，可认定为民间文艺学学科正式成立的宣言，堪称纲领性文献。不过，“因为发得太早，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界，都很少给予实质性的研究。人们把它当作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之作，却对它的成熟程度持怀疑态度。……也造成对它的研究不足。实际上，它有特殊的承重之处”。关于钟先生民间文艺学思想的研究，已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相关的论文更是汗牛充栋。在这些论著当中，《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对其价值的评估也颇多争议，褒贬不一。在钟先生所有的学术成果中，这种境况是绝无仅有的。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不仅提出了“民间文艺学”这一学科概念，而且致力于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框定、本体的辨析、方法论的择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建立民间文艺学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合理性。钟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把民间文艺学作为文化科学中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科的构想，并就其对象特点、建立的社会条件、所应采用的方法及主要任务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主张”，并“初步构建了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框架”。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基调和定位从此得以确定，这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走向和未来路径由此明朗起来。《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闪耀出钟先生民间文艺学学科思想的光辉。有学者如此评论：“他的这些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引起民间文学界极大的反响，标志着我国民间文艺的研究，由片段的，部分的理论探索向全面化、系统化、科学化迈进。”有学者在解读了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的多处论述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由是观之，钟敬文晚年的民俗学、文化学思想当年就在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中体现出来了！”并不夸张地说，该文的洞察和阐释力度并不弱于以后钟先生发表的同论题文章。

针对这些符合学科史实际的论断，也出现了相左的观点，认为“这篇文章尚嫌浅薄、稚嫩”。钟先生也“觉得当时自己在建立这门科学的意识上，还只是开始构想。……我那时的学科意识，到底是相当薄弱的。……换句话说，学科意识虽已粗略具有，但是如体系结构一类的问题，终究是没有好好想过的”。其实，毕竟过去了半个世纪，即便这篇文章已相当成熟 （相对于当时学界的整个学术水平而言），钟先生也会说出这番话的，这是他对待自己学术成果的一贯态度。或许受到钟先生本人谦辞的影响，类似的言论层出不穷，如：“有些研究钟敬文学术思想的文章却过分夸大了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历史作用……该文在学界的影响，当时及以后均十分微弱，它最多只是钟敬文本人学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第二、三部分并无创见，第四部分又颇显游离，那么，该文最核心的部分，其实也只是一般谈论而已，没有特别的贡献。这样，它的价值就只有体现在第一、五部分，即对建立‘民间文艺学’的呼吁了。”不过，尽管有学者对“最为人称道，且钟敬文本人也时常作为一个个人里程碑提出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但也承认：“《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不是拔地而起的孤峰，而是这一时期 （指杭州时期——引者） 他连续学术思考的一个突出代表罢了。”“在思考与写作上相对最成熟。”“为民间文艺学勾勒了大致的系统框架。”钟先生曾说：“我喜欢‘实事求是’这句话。”实事求是地评价，这篇文章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上具有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篇文章都不可比拟的。

《艺风》杂志书影

因《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面世后随即爆发抗日战争，此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研究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十年动乱”一结束，钟先生便重新思考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建设问题，发表了《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1980年），《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1981 年），《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1982 年），《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1983年） 等一系列相关论文。在民间文艺事业百废待兴的学术环境中，这些论文引起广泛的学术反响实属必然，然而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反而被学界遗落，未能产生应有的学术效应，只是在梳理民间文艺学术史时才被反复提及。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被列为《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等的首篇，钟先生亲自参与了这些论集、文集的选篇工作，说明他对该文还是比较看重的。在晚年，钟先生多次提及自己是“五四之子”，感叹自己在民间文艺学领域具有崇高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的划时代“开端”，“为后来马列主义的民间文艺学开辟了道路”。其实，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被严重低估，所蕴含的民间文艺学学科思想绝非浅薄、稚嫩，而是相当深刻。后来钟先生的一些重要论文，如《民间文艺学上的新收获》《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一九八〇年七月在昆明云南大学 〈思想战线〉 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加强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四月十一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 （摘要）》等，都沿袭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话语风格和理论基调。甚至可以这样说，钟先生后期关于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论点几乎都出自该文。当然，站在当今学术前沿，重读《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难免有陈旧之感，该文一些表述甚至已过时，但其所张扬的坚定的民间立场，对民间文艺本质的深刻揭示以及关于建立民间文艺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精湛论述，都闪耀着永不磨灭的思想光辉。

那么，该文和学科理论建设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内在联系呢？任何学科体系都有一些绕不开的理论问题，《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之于中国民间文艺学理论建设的意义就在于关注并回答了那些绕不开的问题，其答案足以演绎成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理论话语体系。有学者全面归纳了钟先生在民间文艺学领域突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追求：（1） 强化学科整体建设意识；（2） 指出民间文艺学不是一般的文艺学；（3） 倡导多角度的综合研究；（4） 倾向浓厚的历史关怀；（5） 注重实证研究。纵观钟先生所有的相关著述，这五个维度的确尤其引人注目，亦有一些学者认同这一归纳并从不同侧面展开了类似的论述。钟先生自己对这一定性的归纳也颇为赞赏。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建设最为重要的也无外乎这五个维度，它们属于绕不开的问题。在学术历程的自始至终，钟先生有意识地将学术研究与学科理论建设统合起来，在学科建设的理论层面，钟先生给予民间文艺学这一学科全方位的学术观照。这是钟先生相比于其他民间文艺学者的优越之处，也是他成为民间文艺学的创始人和领航者的症结所在。

在钟先生所有谈论学科理论建设的文章中，最能体现学术和学科一体化的正是《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为何建设和如何建设民间文艺学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问题，其解答正是诉诸上述五个维度。不仅如此，该文甚至为五个维度的提升腾出了足够广阔的空间，其中第一个维度为系统论，第二个维度为本体论和主体论，最后两个维度为方法论。钟先生并没有围绕这“四论”驾驭全文，故而答案并非一目了然，而是散布于该文的前前后后，需要经由深度解读才能构拟、抽提出来。该文思想的闪光点隐含于朴素而流畅的文字里，倘若逐字逐句延展品读，以“四论”为核心汇聚闪光点并加以阐发，就完全可以重构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并绘制出跨越时代的民间文艺理论的话语图式。

01

民间文艺学的系统论构建

有学者如此评价钟先生的学术成就：“不遗余力地推进这门学科的总体建设和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学科整体建设意识。这使他在现代众多民间文艺学家中卓然特立，别具一格。”“推进”和“整体建设意识”都肇始于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而且该文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丝毫不逊于后来的相关论述，只不过立足点有差异而已。在钟先生看来，就学科思想建设而言，“系统”较之“整体”更为贴切、适合，系统论是学科建设之必需。

钟先生在《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一文中说：“我们建立的民间文艺学，概括地说，应该是这样的一种人文科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新”意味着进入新时代，当然也包括更为完备的“设想”，而且是“中国特色”的。但一个学科的建设毕竟有着内在的规律和核心要素，新旧学科皆然。“系统的”是学科理论建设的基本要求，同样也是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的关键性词语，钟先生又称之为“科学的构图”。关于民间文艺学理论系统的架构，委实为这篇论文论述的焦点和重心，却被所有的相关研究所忽视。这篇论文的民间文艺学学科史价值被严重低估，部分缘由正在于此。

“社会文化进步了，一切知识学问的探究，当然要求着扩大境界，而且尽可能地紧密化、系统化。”在文中，“系统的”“系统化”共出现了9次，系统论意识何其强烈。紧扣“建设”谋篇布局，彰显钟先生构建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宏伟规划和气度，也是学科建设之必然。“为了使关于它（民间文艺）的研究精密化、系统化，我们毫不客气地要为这种研究另创立一种独立的科学。”民间文艺研究的系统化及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这二者属于一体两面，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必定是系统化的，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和通盘安排。足见，《民间文艺学的建设》绝非一时兴起之作，而是钟先生胸有成竹、深思熟虑的学术结晶；也不能与一般的学术论文相提并论，不同于他以往所有的论文，这篇文章研讨的绝非个别的具体问题，而是毕生崇高学术理想和夙愿的最初的尽情坦言，是他郁积于心的强烈的民间文艺情结的最终释放。

钟敬文先生在北京西郊（199年冬）

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系统论的构想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民间文艺的断片的、部分的理论方面的探究，可说是‘古已有之’的了”，且成果足够丰富。若要具体列举，便数不胜数。二是“民间文艺某些部门的单独的研究，早已有成为系统的科学的，象神话学、童话学这类名称，在今日学术界中，还能算是很新奇的学术名词吗？”第一个前提表明：民间文艺的个案调查和局部理论研究积累了比较充足的实践经验，已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民间文艺”这一概念和领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为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一个前提意味着在民间文艺界，已有了建立“系统的科学”的成功经验。已经建立起来的神话学、童话学属于民间文艺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待建立的还有歌谣学、史诗学、传说学、说唱学、谚语学等。这类体裁学系列组合成“系统的民间文艺学”，学科如何建设这一问题的答案轮廓顿时清晰起来。自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钟先生何以理直气壮地说：“民间文艺学的建立，在此刻与其说是太早，还不如说已是较迟了。”

钟先生清醒地意识到，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科理论建设的学术工作十分繁重。他说：“作为文化科学之一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那主要的任务，不消说是在于阐明以下各方面的问题：这种对象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怎样产生的呢？又怎样发展和变化呢？它的功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这种科学的内容，就是关于民间文学一般的特点、起源、发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叙述和说明。”紧接着，就上述问题，他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然后又补充道：“以上所举的各项之外，其他象关于民间文艺的范围、分类、样式、形态及它和别的文化部门的关系等，都应该是作为系统的民间文艺学的构图的一部分。”几乎所有民间文艺学的理论问题都在列，这里面没有提到方法论，大概由于治学的方法太过重要的缘故，在接下来文章的第四部分进行了专门讨论。这幅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的构图已相当完备了，可以说，所要做的学术工作都涵盖在里面。20世纪 80年代初，钟先生提供了另外一幅民间文艺学理论构图，主要包括原理研究、历史的探索和编述、评论工作、方法论及资料学。两者对照，可见只是表述上的差异，系统论的向度基本一致。当然，回溯百年民间文艺学发展史，理论外延大大溢出了钟先生的构图，钟先生的系统论只限定于民间文艺学本体内部罢了。

对于一个新兴学科而言，理论体系架构当然至关重要，属于学科如何建设的问题。这方面的论述占据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大部分篇幅。然而，值得关注的并非“系统的民间文艺学”的提出，也不在于构图本身。换句话说，钟先生不只是展开系统论的构想，还更倾心于将构图付诸实施，也就是“各方面的问题”的解决，毕竟学科理论建设的关键在于学术研究。事实上，那些“主要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未及完成的，是“因为篇幅的关系……不能不暂且把它们省略了”钟先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不仅构筑起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大厦，而且不遗余力地添砖加瓦。他倾注全部的心力让民间文艺学的“系统”得以充实，以证明“这种科学的能够成立，乃至于具有相当的发展前途，是没有较大的问题的”。在钟先生之前，已有诸多学者涉足民间文艺并成果斐然，但都半途而止，唯有钟先生毕其一生，为民间文艺学事业呕心沥血。“而创设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民间文艺学”，才真正地掀开了他民间文艺学事业征程的序幕。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系统的建设，同样也是从这篇文章起步的。毫不夸张地说，《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与钟先生的学术使命休戚相关，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2

本体论和主体论的深度融合

民间文艺作为文艺之一种，其研究可归于已有的文艺学，那么另行建立民间文艺学是否合理及可能呢？这是钟先生所要解决的“真正重要的问题”，也是他毕生都在回答的问题。答案极其明了——民间文艺学不是一般的文艺学，这归属于民间文艺学的本体论。自始至终与一般文艺 （文人文艺） 展开对话是钟先生主要的思维逻辑，他试图在“文艺”界面的上层与下层、文人与民众、中心与边缘、朴素与典雅的关系结构中确立“民间”的学科地位。

其实，钟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引路人，远非因为他率先提出了“民间文艺学”这一学科概念和名称，而在于他比同时代的所有学者都更理解、洞察民间文艺的本体。关于民间文艺的本体特性及其与一般文艺的区别，相关论述一致聚焦于两个方面：“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Oral Literature），不是书本的文学（Book Literature）。”也就是：“一个是个人创作出来的，一个却是民族全体创作出来的；一个是成文的，一个却是口述的不成文的。”对于这两点，《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也专门列入与“普通的文艺（文人的文艺、书本的文艺）”“很不相同之处的”。后来，钟先生在自己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1980年出版） 中，将之凝练为“口头性”和“集体性”。

较之于其他学者，钟先生对民间文艺的这两种特性的阐释更为精熟深通。有学者指出：“在当时和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所讲的口头性完全是受集体性制约的，或者讲口头性与集体性是一对互生特征。比较钟敬文在这篇文章（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引者） 中提出的看法，在这一点上，钟敬文对民间文学的特征有更深入的认识。”至于“更深入的认识”的具体表现，几乎所有学者都语焉不详。书面与口头、全体与个人的划分纯粹为概念化的边界。口头性被认定为民间文艺的本质属性，却只是停留于载体或媒介的层面，仅仅囿于与书面表达的对立。对于民间文艺的研究以及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建设而言，这种“认定”似乎并无多大裨益。钟先生则站在本体论的高度，在此基础上向前迈了一大步，直达民间文艺的真谛。钟先生论及“口传的文艺”时，具体化了“口传”的实际情形。“在民间文艺中有一种颇常看到的表现法，就是异义同音语词的巧妙借用 （这种借用法，就是所谓‘谐音’。这固然在歌谣，像六朝民歌以及现在南中国各地的山歌中最多见。其实，它的应用范围，并不仅限于这一方面）。”这可谓声音的表现法。诗学传统的熏陶加上对客家山歌的深切感悟，使钟先生由对“口传”的关注转向对声音的关注实属必然。深深感化钟先生的是民歌的声音，而不是理性主义的“口传”；显示民间文艺存在的是声音，声音构成民间文艺的本体。声音的发现并非钟先生的专利，但置之于本体论的层面进行讨论，则钟先生远胜于其他学者。这也是唯有钟先生才能写出《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根源之一。

民间文艺与其说是口头的，不如说是声音的，“民间文艺是把‘声音更占重要地位的语言’做为媒介的”。声音才是现场的、语境的和表演的，是可以诉诸观察过程和学术行为的。那时，学者们还不可能有意识地直面民间文艺的声音，并构建声音的民间文艺学，但钟先生超前地作了以声音为主导的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他生平第一篇民间文艺学论文 《歌谣的一种表现法：双关语》 的“附记”，强调民歌不是“笔墨的游戏”，而“是歌咏于口上的文学，其能利用声音的谐叶，而为一种特别的表现法”。依循声音抽提出表现法，已非古典诗论所擅长。最有说服力的是，“《客音情歌集》忠实记录了客家山歌传唱的原样，除了根据语气内容添加标点符号以外再无修饰，可谓是田野作业的成功范例。全辑140首客家山歌，都是采用通俗易懂的普通话记录，必要的地方保存了客家方言词汇”。钟先生是立足于本体论言说“民间文艺学不是一般的文艺学”话题的。仅仅划定文人文艺和民间文艺的界限远远不够，更应该凸显民间文艺调查和研究阶段的本体特性。学科理论建设不能局限于口头性概念的演绎，需要面向田野和民间文学表演的现场。钟先生能够掠过民间文艺的“口头”而锚定声音，自觉于“声音的发现”，直抵“不是一般的文艺学”之要害，这明显肇始于其强烈的本体论意识。

钟敬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1.

声音皆由特定人群发出，“口传”则无指向性，由此引发对“集体 （钟先生谓之‘集团’——引者）性”的检讨。这方面，钟先生同样优于同时代的学者，即把主体论拽进本体论的话语系统，超越了对本体论的静态审视。在认定“民间文艺大都是某地域的某集团大部分人思想和感情的共同表现”的基础上，钟先生顺势转向了更为深层的主体性问题。“集体”属于中性的概念，不归属明确的阶级、阶层，而民间文艺所表现的思想和感情却非中性的。也就是说，“集体”不能只是泛指，应该置之于具体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分层体系当中，并赋予其更为具体的身份称谓。

“集体性”是指“民众共同活动着的”，这显然有别于文人的创作。“依据这些，我们已尽够明白民间文艺的异于一般文人文艺的特殊性质了。具备着这种特殊性质的对象，当然有要求成立一种独立的科学的必要。”然而，钟先生的论述到此并没有戛然而止。这种区别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民间文艺学学科充分必要的依据。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是钟先生崇高的学术志向，但在这一志向背后有着更令人敬仰的主体性和民间情结的诉求。他迫切希望民众的文艺得到学界认可，获得和文人文艺同等的待遇，换句话说，民间文艺的“民”同样拥有文艺的主体身份。“在所有人类过去的历史中，恐怕从没有象今日这样地觉悟到民众在社会构成上的重要性的了。”民间文艺学的建立可视为钟先生在文艺领域提升民众地位的学术举措，“因为今日的民众已将从奴隶的地位，回复到主人的地位——虽然这种过程不免是颇为艰苦的”。既然如此，民众也应该是文艺的主人。“他们 （指民众——引者） 有着自己的诗歌，有着自己的小说，有着自己的格言，这些就是过去的文人和文艺研究者所不知道或轻蔑了的民间文艺。”钟先生对民众主体性的大力张扬，已突破了学术追寻和民间文艺范畴的探求，更加确立了文艺性质和归属的民众主体定位，即将本来属于民众的文艺归还给民众，其中洋溢着“五四”革命主义精神和民众解放宏大叙事的主体论情怀。

到这里，钟先生自觉不自觉地让本体论与主体论处于深度融合的状态：“集体性”深深地嵌入社会语境里，“集体”被更富有主体身份的民众所取代，并与民间文艺的“民”相契合。《民间文艺学的建设》 一文倘若止于“集体性”，那么充其量只是树立了与文人个体的对应面，民众主体性的凸显则直接关涉对待民间文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另一方面，钟先生把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视为“从旧日的狭隘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把那研究重新建筑在正当的基础之上。这是民众在学术史上光荣的抬头”。民间文艺的主体是民众，民间文艺学的主体也是民众，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当中，民众享有自己的话语权。在那个民众仍处于被压迫境地的时代，钟先生能够把主体论深深植入民间文艺的本体，树立民众应有的高大的文艺形象，这是另一种先驱者的革命态度和行为。表面上是为了一门崭新学科的建立，深层的意义则是给予民众应有的主体身份和权利，因为“在过去的时代，一般所谓文艺的东西，是和大多数的民众没有缘分的”。民间文艺学的本体论融入民众解放的宏大叙事，极大地强化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中本体论阐释的学术分量和力度。可以说，钟先生“人民的学者”伟大形象的塑造，正开启于这篇宏文。

03

基于生活属性的综合研究诉求

钟先生高度重视方法论，指出：“方法论在今日学术界中，特别地成了被注意的中心目标之一，这不是无理的事。”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五个维度中，方法论占据两个，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细细品味 《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可以发现钟先生倡导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意识相当强烈。面对民间文艺的起源、发展问题，一些学者便“取材于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些科学的解释”。即便这样，相关的解释“还有待后进者修正和补益的地方”。钟先生之所以倡导多学科参与的方法论，在于民间文艺的起源和发展，“是出发于实用的，而非审美的动机——或者说，实用的动机过于审美的——这象是一个不容否定的论断”。既然这样，解决民间文艺的起源、发展问题，仅凭文艺学和相邻某些学科是无济于事的，“不能不从那主要的社会生活去找寻正确的原因”，唯有借助更多学科合力的方法论方能达到预期目标。

与民间文艺的起源类似，民间文艺的生存状态也多依赖于实用，并没有从生活中挣脱出来，成为纯粹的审美活动。民间文艺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生活的，或可谓之民间文艺生活。关于这方面，钟先生说：“民间文艺往往和民众最要紧的物质生活的手段（狩猎、渔捞、耕种等）密切地连结着，甚至它已成了这种生活手段构成的一部分。换言之，它在这里，是民众维持生存的一种卑近而重要的工具。”民间文艺就是生活本身，而且是民众生存必需的生活方式。钟先生是一个古典文学家，其文学观自然是属于传统的。“文学者，以有文字着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等于文学作品即文人的创作，乃毋庸置疑的常识。钟先生竟然摒弃古典文学观，忽视历代文人给定的文艺范畴，还原民间文艺的生活状态并重新定义和认识民间文艺；与此相应，就像钟先生所说的，“民间文艺的机能，在这里所表现的，大抵是很卑近的、实用的一种东西”。钟先生的这两段话出现于《民间文艺的建设》一文的不同部分，表达的是同一含义，即民间文艺不只是“精神的表白和陶冶”，而且是日常生活的方式及其有机组成部分。“例如民间的韵语，大多直接地被应用于辅助劳动、医治疾病、咒诅自然、结合婚姻等方面 （能否都发生确实的效果，是另外的问题） ……从这种作品第一义的作用说。”举出韵语的实际功用旨在说明民间文艺深嵌于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包罗万象，具有异常广泛的日常生活价值。当然，运用前面提及的人文社会学科方法解释这些日常生活，是难以全面洞悉民间文艺的生活意义的，因为民间文艺涉及农业、医药、宗教、儒家仪礼等学科。再者，论及民间文艺的朴素性，钟先生说道：“论到民间文艺这种现象的起因，我想它大抵和民众的生活形态 （内的和外的） 以及它的作者，又十之八九并非以创作为职业等情况有关。”“内的和外的”当为精神的和物质的。民间文艺的“作者”和民间文艺皆与民众及其各种生活形态融为一体。按理，文学艺术的创作是文学艺术家的精神活动，是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产生的，钟先生却一反常态，立足于民间文艺的生活属性，指出民间文艺的“第一义”是实用的、生活实践的。

钟敬文编《歌谣论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前瞻性的关于文艺的民间生活意识和对民间文艺本质的透示是无人企及的。后来，钟先生又在多处重复了类似的言论，譬如，他在1982年发表的《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一文中说道：民间文艺“是伴随着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的，她是他们现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紧贴着现实生活的”。到20世纪90年代，民间文艺的生活属性才被学界普遍认知。80多年过去了，钟先生的观点不仅未过时，而且仍一直处于前沿状态。

既然民间文艺是生活的，而非纯粹审美的，那么对其审视的学术维度也应该是多学科的，民间文艺的生活属性为多学科展现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尽管接下来没有直接讨论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的问题，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第四部分用相对更长的篇幅（几乎是全文的三分之一）论述了“治学的方法”。讨论方法论，钟先生的视野同样开阔到了极致，甚至超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都可以用于民间文艺学，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是更大范围的学科综合。钟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莫尼哀（R. Maunier）的《社会学入门》中的一大段话，推崇他关于人的科学 （文化科学） 使用自然科学研究法的主张。钟先生还特别提到归纳法，并借鉴实证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 （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 的话予以解释：“把一切的现象，看做依从不变的自然法则的东西，而精密地发见这些自然法则，把它尽可能地还原于‘少数’，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通过对众多现象的分析，归纳出“少数”法则和规律。在钟先生后来构建的民间文艺学“方法三层次论”中，归纳法连同比较法、调查法、统计法等被列入第二层次，这一方法是诸多学科共同使用的方法。

“民间文艺学，是文化科学 （也即是社会科学） 的一种”，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本应聚焦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尤其应该突出文艺学的具体操作范式，钟先生却偏偏要把自然科学方法拉进来。其实，钟先生清醒地意识到“民间文艺学研究的结果，大抵不能够象自然科学研究所得的那么客观”，以“归纳的、实证的自然科学的法则”衡量“文化科学”，完全行不通。钟先生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抬出自然科学，显然是受“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论意向的驱使，而这又是由民间文艺的生活属性决定的。在倡导民间文艺学伊始，“多学科综合研究”便成为有别于“一般文艺学”的“治学的方法”及学科理论建设的有力支柱。

04

古典文学治学方法的承继与运用

钟先生的学术论文大多尽显历史关怀，这具体表现为对民间文艺文本和母题演进脉络的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对民间文艺文体形态的把握和认知。他有意识地“修正”民间文艺的集体 （集团） 性特征，将“个体”概念嵌入集体范畴。具体状况是这样的：最初由个体编制出的“作品”的“坯子”，“像一个未成熟的婴孩”，经众人不断地“修改、锤炼”，“后来才成为较完整的作品”。在这里，民间文艺的生存状态便被追溯至初始阶段。更为重要的是，“较完整”而非成熟或定型，预示着“作品”的修改、锤炼仍在持续，并不存在一个“定本”。在历史主义的观照之下，钟先生给予静态化的特征动态的、可持续的理解。集体 （集团） 性原本为过程化的属性，然而当时及后来的学者们皆视之为民间文艺一成不变的标识，钟先生却置之于演进脉络当中，翔实描述并还原民间文艺作品从“坯子”到“较完整”的不断完善的进程。

这种把握民间文艺集体 （集团） 性的本体论理路直接源自钟先生古典文学的治学方式，即考据方法。他在同一时期发表的《中国民间故事试探》（1930年），《中国的水灾传说》（1931年），《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1932年），《蛇郎故事试探》（1932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1933 年），《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1934 年），《槃瓠神话的考察》（1936 年） 等，都是考据方法实践的结晶。以扎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辨析来龙去脉和追根溯源为其基本的学术诉求。在 《顾颉刚和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 一文中，钟先生赞誉顾颉刚“具有渊博的国学知识和严谨的考证精神与方法”，顾先生的治学特点也是他本人学术范式的写照。上述论文的个案分析极大地深化了钟先生对民间文艺本体的认识，强烈的学术惯习更使他在讨论集体 （集团）性时，有意识地将史学与文学、口传与文献并举，将文学文献学和民间文艺学贯通。而且当时“文化遗留物”的观点盛行，钟先生说：“我年青时在踏上民俗学园地不久，所接触到的这门学科的理论，就是英国的人类学派， 如安德留·朗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等。不仅一般的接触而已，所受影响也是比较深的。”具有古典文献学素养的钟先生一旦遇到文化遗留物说，其“典故”情结便与文化人类学方法交会，碰撞出历史主义的学术火花实属必然，于是“倾向浓厚的历史关怀”的学术意图便油然而生，显示出动态的民间文艺观和坚定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立场。

钟敬文《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注重实证研究与“历史关怀”有关，两者属于同一性质的学术诉求。一篇讨论学科理论建设的文章，当然不触及实证方法的具体操作，但学术研究是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不开方法论。为此，钟先生特别提到了实证主义学说创始人孔德，并引述了他的主要言论，随即指出：“归纳的、实证的自然科学的法则，同时也是在前世纪的文化科学中一时占优势的方法。”但到了 20 世纪，实证主义方法被文艺学所抛弃。而钟先生则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方法论立场：“精神科学 （文化科学） 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绝对分道的意见，是我们不敢率然苟同的。”注重文献材料的发掘、梳理、比照、求证及其内涵的揭示是钟先生娴熟掌握的学术方法，也是其古典文献功底在民间文艺研究中的集中展示。在这方面，他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高度一致。或许钟先生正是有了比较成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实践，才坚定了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信心，并强调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建设应张扬实证主义。“这方法论 （指实证主义传统——引者），对于我们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固然未必毫无问题地适用，但是，比较起埃尔马亭迦教授的意见，是更为有利于我们科学的建设的。”钟先生站在学科理论建设的高度讨论实证主义并加以推崇，是基于一种社会学方法论的意识：“调查、对照、说明，实在是一切科学研究的三阶段的目的。一切科学的任务，在于做出关于各种事实及其原因的概括。”民间文艺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文学文献学的深厚素养、民间文艺记录文本的类同性、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三者叠加在一起，共同造就了钟先生注重实证研究的独特的学术范式。

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与田野书写的事实还原是“历史关怀”和实证研究关联密切的两个维度。依据文献记录和田野记录的研究都应该进入实证主义的学术轨道。钟先生特别提到民间文艺的类同性：民间文艺“大都一个作品，同时或异时，在同一个地域或许多地域的社会中，往往存在着和它相同的或相近的东西”。把这种民间文艺的文本现象纳入学术视野，就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梳理和田野调查。由此可见，在方法论上，文献与田野相结合可谓是民间文艺学区别于一般文艺学的重心所在。“历史关怀”与实证研究双轮驱动，既切合民间文艺历史与现实的文体特征，又指明了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发展走向。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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